李世民回长安的那天，天晴了。

春天的日头暖，照在城墙上，照在朱雀大街上，照在来往的行人脸上。长安城热闹得很，买卖的、赶路的、串门的，人挤人，车挤车。消息传得比马快。十六岁的少年将军，独立指挥打了三仗，三仗都赢。这话在茶馆里说，在酒肆里说，在坊间的闲话里说。说的人添油加醋，听的人咋舌惊叹。有说书人已经开始编词了，说那少年将军身高八尺，手提丈八长矛，一杆枪挑翻三百突厥骑兵。编得离谱，但有人信。

朝堂上也在说。

有人说该重用。三仗三胜，年轻是年轻，但功在那儿摆着，不用可惜。有人摇头，说太年轻，压不住阵。十六岁，胡子还没长齐，老将不服。不服了带兵带不动。两派吵了两天，没吵出结果。杨旷在龙椅上听他们吵，不表态。不表态就是等。等他们吵完了再说。吵完了气出了，出了气了冷静。冷静了说，说了算。

杨旷在偏殿等李世民。

李世民进来的那一步，杨旷就看出变了。

他穿了一身新铁甲。不是之前的青袍短刀了，是铁甲。铁甲新，亮，锃亮，光照上去反光。但大了。肩头空了一截，胸前的甲片松垮，腰间的束带勒了三道才勉强系住。他还没长够。十六岁的骨架子撑不起成人的铁甲。但他在长。再过一两年，这身甲就合了。

脸也变了。来长安时是少年脸，圆润，下巴尖，眉眼虽然锐但还带着稚气。现在稚气没了。脸上的棱角更硬了，颧骨比半年前突出，下颌线条更利，像刀背刮出来的。眉间多了一道纹，浅浅的，不笑的时候看不出来，皱眉的时候就深了。那道纹是看地图和打仗时皱出来的。十六岁的人眉间不该有纹，他有了。

手也不一样了。他行礼的时候手抬起来，杨旷看到了。手指上有茧了。不是握笔的茧。握笔的茧在指腹上，软，薄。他手上的茧在虎口和掌缘，厚，硬，发黄。是握刀的茧。握刀握久了，皮磨厚了，厚了结茧，茧磨了又厚，一层叠一层。

“打了几仗了？“杨旷问。

“三仗。“

“杀了几个人？“

李世民沉默了一息。他的嘴唇抿了一下，像是在数。数的时候目光微微垂下来，落在地上。杨旷看到他的睫毛。少年的睫毛长，浓，投了一小片影子在眼下。

“十一个。“

“怕不怕？“

“第一次怕。“李世民的声音低，稳，但比半年前粗了一些。半年前他的声音还带着少年特有的清亮，现在清亮没了，多了一层沙。沙是喊命令喊出来的。风里喊，雪里喊，喊到嗓子哑，哑了好了，好了又哑，反反复复，嗓子就粗了。“第二次不怕了。第三次……“他停了一下。停的那一下，杨旷看到了他眼底闪过的东西。不是怕，不是得意。是一种说不清的光。

“第三次有点想。“

杨旷的手指停了。在案面上停住了。停住是因为“有点想“三个字。

有点想杀人。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杀上了瘾。前世他在部队里见过杀红了眼的人。杀红眼有两种。一种变成屠夫，屠夫杀人不挑人，杀到最后杀自己人。另一种变成名将。名将也杀红眼，但红眼里有清醒。清醒地知道杀谁不杀谁，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不停。

区别在于有没有脑子。李世民有脑子。有脑子的杀红眼不是疯子，是利器。利器用了好。但利器也得磨。磨得太利了割手。

杨旷看了他两息。少年的脸在灯火下半明半暗，眉间那道纹在光影里更深了。

“以后别亲自冲了。你是将，将在后面。兵在前面。“

“臣记住了。“

“记住了就行。去吧。“

李世民弯腰行礼，转身走了。

杨旷看着他的背影。铁甲晃，大了不合身，走路的时候甲片碰着响，哗啦哗啦。但走路的姿势变了。来长安的时候走路像少年，步子快，手甩得开，带着少年人的轻快。现在走路像将军。步子稳了，腰直了，手不甩了，垂在身侧，微微握拳。将军走路跟少年不一样。少年走路像风，将军走路像山。风快但散，山慢但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