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史沫特莱。”

穆文升接过她的箱子。

“史沫特莱女士，请上车。张小姐在等您。”

马车把她拉到听雨楼。

守芳站在门口迎接。

她穿着一身藏青贡缎旗袍，领口镶一圈玄狐腋子毛，头发绾成髻，用那枚乌木簪子别住。浑身上下没一件首饰，素净得像一汪深水。

史沫特莱看着她，愣了一愣。

她没想到，传说中的“奉天女公子”，这么年轻。

守芳伸出手。

“史沫特莱女士，欢迎来奉天。我是张守芳。”

史沫特莱握住她的手。

那双手，比她想象的更有力。

四月十二，午后。

听雨楼正房。

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茶几上摆着茶点，是奉天城里最时兴的桂花糕。

史沫特莱坐在守芳对面，手里端着茶盏，眼睛却一直在打量这间屋子。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上头标着铁路、矿山、兵工厂的位置。案头堆着厚厚的文件，有几份摊开着，上头密密麻麻写着字。

她收回目光，看向守芳。

“张小姐，我采访过很多人，可您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实权人物’。”

守芳笑了笑。

“史沫特莱女士过奖。我只是替父亲分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史沫特莱打开笔记本。

“张小姐，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守芳点头。

“请。”

史沫特莱道。

“第一个问题，您在奉天推动的这些事业——铁路、林业公会、兵工厂、孤儿院、伤残救助基金——动机是什么？”

守芳沉默片刻。

她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阳光灿烂，把听雨楼的院子照得亮堂堂的。

“史沫特莱女士，您去过东北的农村吗？”

史沫特莱摇头。

“还没有。”

守芳道。

“如果您去了，您会看到，那些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可他们连自己的地都没有。打下粮食，一半以上要交给地主。孩子饿得哇哇哭，老婆说，咱这是给谁种的？”

她转过身。

“我去过。我看过。所以我想，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史沫特莱飞快地记着。

“第二个问题，您在奉天的地位很特殊。作为女性，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守芳笑了笑。

“困难？当然有。有人说，女人不该抛头露面。有人说，女人不懂政治。有人说，我做的事，都是仗着父亲的权势。”

她顿了顿。

“可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做成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史沫特莱抬起头。

“张小姐，您知道吗，您这种态度，在美国被称为‘女权主义’。”

守芳摇摇头。

“我不懂什么主义。我只知道，女人跟男人一样，能做事，能成事。只要给机会，给信任，给支持——女人什么都能做。”

四月十二，傍晚。

采访持续了三个时辰。

史沫特莱问了很多问题。

问妇女教育，守芳讲了她们办的识字班，讲了多少期，认了多少字，有多少妇女学会了记账、写信。

问孤儿院，守芳讲了那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故事，讲他们怎么进孤儿院，怎么读书，怎么学会一技之长。

问伤残救助基金，守芳讲了三道岗子那回，讲那些断了腿、瞎了眼的兵，讲他们怎么领抚恤，怎么学手艺，怎么重新站起来。

问东北大学，守芳讲了胡适之、刘仙洲、李四光那些名字，讲了他们为什么愿意来，讲了她对大学的期望。

史沫特莱记了满满一本子。

末了，她合上笔记本，看着守芳。

“张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