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三月初九。

奉天城开了春。

南满站前那几棵老杨树爆出了毛毛狗，嫩绿的，风一吹，满街飘白絮。帅府后院的丁香也开了，淡紫色的小花一簇一簇的，香气飘过半条巷子。

守芳立在听雨楼正房窗前，手里攥着一封信。

是从美国转来的，绕了大半个地球，走了两个月。

信纸是那种厚厚的洋纸，上头像印着什么花纹。字是用打字机打的，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张守芳女士钧鉴：

我是《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听闻您在奉天推动的各项事业，甚为钦佩。我正撰写一篇关于远东女性地位的系列报道，不知是否有幸采访您？采访时间、地点、形式，均可按您方便安排。

盼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27年12月15日于上海”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放下，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春阳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史沫特莱。

她想起上辈子在某份资料里见过这个名字。

美国记者，左翼作家，同情中国革命，与鲁迅、茅盾、丁玲都有来往。后来写了《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记录中国抗战和红军长征。

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此刻，这人正在上海，想来奉天采访她。

沈君站在一旁，见她半天不说话，忍不住问。

“小姐，您在想什么？”

守芳转过身。

“沈君，你说，我该不该接受这个采访？”

沈君愣了愣。

“小姐，这事……得看您自个儿。洋人记者，咱们没打过交道。万一他们乱写……”

守芳摇摇头。

“这个史沫特莱，不是那种乱写的记者。她写过不少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在美国有影响。”

她顿了顿。

“再说，咱们做了这么多事，也该让人知道了。不是为出名，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东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三月十二。

守芳给史沫特莱回了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她的英文是跟贝克尔医生和那些德国工程师学的，这些年一直没断，能说能写，虽然不算流利，但够用。

“史沫特莱女士：

来信收悉。欢迎您来奉天采访。时间请定在四月初，那时天气转暖，路上好走。您到奉天后，可先至穆家商号，会有人带您来见我。

张守芳

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她把信交给沈君。

“发出去。走穆家那条海路，快一点。”

三月二十五。

守芳开始准备。

她把沈君、顾雪澜、周账房都叫来，开了一天的会。

“洋人记者，问的问题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她们关心妇女地位、教育、慈善、人权这些事。咱们得想好，怎么答。”

她看着顾雪澜。

“顾先生，您跟洋人打过交道，您说，有什么要注意的？”

顾雪澜想了想。

“洋人最怕假话。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反而信。还有——别怕说咱们的难处。难处说了，他们才觉得真实。”

守芳点点头。

她又看着沈君。

“沈君，你准备一份材料。把咱们这几年办的妇女识字班、孤儿院、伤残救助基金、东北大学女生招生计划，都写清楚。数字要准，人名要对，时间要查清楚。”

沈君点头。

“还有，周师傅，您把咱们捐出去的那些钱，一笔一笔理出来。洋人看重这个，让他们知道，咱们是实打实干事的。”

周账房点头。

四月十二。

史沫特莱到了奉天。

穆文升亲自去车站接的。她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瘦高个，灰白头发，穿着一身半旧西装，戴着副圆框眼镜。手里拎着个大皮箱，肩上还挎着个相机。

她见了穆文升，点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