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重庆的第三天也就是1916年5月2日，负责军工生产的赵永胜前来汇报：重庆长安机器厂仿制毛瑟98k式步枪、马克沁式重机枪和哈乞开斯轻机枪成功。可以投入批量生产。另外，82毫米迫击炮也仿制成功。仿制克虏75毫米野炮和150毫米炮取得重大进展，诸如炮架、驻锄、驻退机、复进机、高低机、方向机甚至炮栓都已试制成功，且质量不低于德国原装产品，甚至驻退机和复进机方面还远远超过德国原装产品。

但炮管的研制上，还无法成功，主要是我们目前的冶金工业非常原始和落后，无法生产出合格的炮用钢。同时，我要求的试制单兵火箭筒的工作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固体火箭的燃料已由重庆第一化工厂研制成功。我一听他汇报完后，感觉相当不错，毕竟我们重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有了如此成绩，怎能不让人鼓舞呢？我立即随同他赶到长安机器厂，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生产试制现场。

虽然生产场地不如我想的那样明亮宽敞，但对于目前的国而言，算是优秀的了。难怪厂长谈起本厂时总有一股自豪的神情。与军工系统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我建议全军采取统一制式，步枪和通用机枪口径统一采用762毫米，原生产的792毫米口径枪枝及弹药进行小批量生产，用于出售。

并指示他们年底前必须生产50000枝口径步枪和至少200万步枪弹；2000挺口径机枪和至少100万机枪弹。他们表示绝对没有问题，甚至还有可能生产出多。我笑了一下问他们如果翻倍如何，他们表示有困难，但能保证生产出8万枝步枪、400万步枪弹，3000挺机枪和200万机枪弹。并当着我的面立下了军令状。谈到火炮生产的问题时，他们表示，现所能生产出的炮用钢，只能生产迫击炮或其它膛压较低的火炮，因为国缺镍、铬等金属，而且现的冶金工艺还不过关。

我则问他们，如果将生产出来的炮用钢用于生产迫击炮，产量有多大时，他们都笑了说起码可以年底前生产出2000门迫击炮。我一听就咋舌了，乖乖地不得了，现全国的迫击炮总共都不会超过500门，2000门迫击炮是多少？可以装备至少20个师。我立即对他们说，那就给我全部生产迫击炮，并要求对迫击炮进行改进。现迫击炮的射程太近，我是身有体会。他们却告诉我已经对现有的迫击炮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提高了膛压，加强了炮弹弹带上的火ya密封性能，使射程提高了50%。并仿制成功一种60毫米轻型迫击炮，供特种部队使用。同时还开出了120毫米迫击炮，射程可达3200米，威力远远超过我军现使用的82毫米迫击炮，但是重量较大，机动性有所下降。我则表示可以将迫击炮拆分成几大块，如炮身、底座、炮架等，这样就可以提高机动性。他们一听也表示能够办到。

谈到单兵火箭筒时，军工系统的人员表示年底就应该能够试制出来。我则要求不仅要生产出单兵火箭筒，还应该生产出火箭炮，并根据记忆向他们解释了一下火箭炮的基本结构，至于原理，我就不用说了，坐的都知道。他们接着汇报说，由于手榴弹和地雷结构简单，生产容易，所以这两样产品产量较大，到年底可以生产出至少40万枚手榴弹和12万枚地雷。但同时又表示，这是指按目前所有库存原材料和年底所能提供的原材料来计算的。如果原材料供应不上，则不能保证生产。对此，我向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优先供应军工生产。

回去的路上，我兴致勃勃。心想，幸亏我让上海的同志们将原来我订的青岛等地的德国机器运了回来，才能保证军工厂的迅速有效地运作，不然的话，我还要想一切办法去搞到各种军火等物资。这下，我们自己能够生产了，别人想卡我脖子也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原材料，四川有的是，开采出来就行了。

我把我的想法给铁血党的几主要领导成员说了，开始他们也深以为然，但过了一会，沈学涯则说：“开采原材料的机器呢？运送原材料的运输工具呢？”我一听就傻了。沈学涯说：“可以慢慢想办法嘛，这个不着急。幸亏现我们有出海口，我们的货源渠道还可以保证，不至于让军工厂待料停工。”谢凯一旁也说：“是啊，现重要的我看是不是先展交通？将几个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先用铁路连接起来，再有就是公路系统，也要加强。”他的建议立即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不过张英却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钱呢？还有修路的工人呢？材料呢？”·············

一说到修路，重庆至成都的铁路到现仍以缓慢但还算有序地进行，目前已经通到资。为了解决张英所说的钱和材料的问题，经过商讨后，我们立即着手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几家大型的铁路公司都接到我们的招标书。之所以没有选择欧洲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正进行一次世界大战，哪有什么闲心来修什么路。

美国政府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来到重庆，虽然我们当时正召开军事会议及政府成立会议，但还是高规格地接待了几位来自美国的朋友。不久，加拿大也派人来到重庆，这让我们感到欣喜，毕竟加拿大虽然现属英联邦（那时的英联邦非现的英联邦），但还是有很大自主权力。且不象美国那样提出这样那样的附加条件，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因素，纯属商业往来，这正是我们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