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并未给南京城带来多少暖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会议厅内，空气凝滞如铅，厚重的丝绒窗帘遮住了窗外渐亮的天色，只有长条会议桌上方的几盏枝形吊灯投下惨白的光，将围坐的将领们的脸映得如同石雕。

沈砚之踏入大厅时，目光扫过全场。蒋介石坐在长桌尽头，身着笔挺的特级上将礼服，胸前的采玉勋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他面色沉郁，指节无意识地叩击着桌面，那单调的“笃、笃”声，在死寂的厅内格外清晰。何应钦坐在他右侧，正低头翻阅文件，神情是一贯的恭谨。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首领则坐在左侧，双臂环抱，眼神锐利，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审视。其他将领，或正襟危坐，或目光游移，无人敢与沈砚之对视。

“砚之来了，坐。”蒋介石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他指了指自己左手边空着的座位——那是仅次于何应钦的尊荣位置，此刻却像一个烧红的烙铁。

沈砚之神色如常，迈步上前，立正，敬礼：“总司令。”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然后才拉开椅子坐下。他的位置，恰好能看清所有人的表情。

“今日召集诸位，”蒋介石环视一周，目光最终落在沈砚之身上，又缓缓移开，“只为一件事：武汉叛党，祸-国殃民。汪兆铭受鲍罗廷及**蛊惑，公然分裂党国，通电诋毁中枢，更陈兵九江，欲行‘东征’。此乃公然叛乱，我辈革命军人，岂能坐视？”

他话音一落，厅内气氛骤然紧绷。何应钦率先表态：“总司令所言极是。武汉政府已被赤化，汪精卫更是丧失立场。我等身为军人，自当服从命令，讨伐叛逆，以-正-国法！”

李宗仁慢悠悠地接话，语气却不容置疑：“武汉方面兵力不弱，唐生智、张发奎皆骁勇善战。讨伐之事，不可轻率。需统筹全局，调集精锐，方能一击而定。”他这话，看似赞同，实则是在强调新桂系的兵力和话语权，也暗含了对蒋介石独断专行的一丝不满。

白崇禧则更直接：“总司令，目前津浦路北线，奉军压力甚大。若大军西向，北方门户洞开，恐致两面受敌。军事部署，还需从长计议。”他是在用北洋军的威胁，来制衡蒋介石对武汉用兵的决心。

蒋介石的脸色更沉了几分。他需要的不是“从长计议”，而是无条件支持。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沈砚之，带着一种逼视的意味：“砚之，你镇守南京，屏障中枢，又是北伐先锋。对此，你有何见解？”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沈砚之身上。这是风暴眼，是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支持蒋介石，意味着与武汉彻底决裂，内战爆发；反对或犹豫，则意味着抗命，可能立刻被剥夺兵权，甚至遭遇不测。

沈砚之缓缓起身，大厅内落针可闻。他目光平静地迎向蒋介石，声音沉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总司令，各位同仁。砚之以为，当前首要之敌，仍是北洋军阀。奉系张作霖虎踞北方，拥兵数十万，时刻意图南下。我军若此时内讧，无论胜负，都必致国力耗损，士无斗志。届时，北洋军乘虚而入，革命成果恐将付诸东流，百姓亦将再陷水火。”

他顿了顿，继续道：“武汉方面，虽与我有政见之分，究其根本，仍属革命阵营。汪兆铭先生亦曾追随先总理多年。或可再行磋商，晓以大义，使其幡然悔悟，重回革命正途。若磋商不成，再行讨伐，亦师出有名，且能集中全力，避免两线作战之险。此乃砚之愚见，请总司令及诸位同仁斟酌。”

这番话，滴水不漏。他没有直接反对讨伐，而是强调“先北后南”，强调“磋商”优先，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反对立即内战。这既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保存实力的策略。

话音未落，何应钦已皱起眉头。李宗仁、白崇禧眼中则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彩，沈砚之的话，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他们不愿过早与武汉撕破脸、保存桂系实力的心思。

蒋介石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盯着沈砚之，仿佛要将他看穿。良久，他才冷冷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砚之，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武汉已成赤色巢穴，与北洋军阀无异，甚至更为可恶！磋商？与虎谋皮！你莫非忘了，当年陈炯明叛变，总理蒙难，是何情景？今日汪兆铭之行径，与陈逆何异？你身为军人，首要便是服从！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岂容你犹豫观望！”

这已不仅仅是批评，而是严厉的斥责，甚至是政治定性。将武汉比作陈炯明，将沈砚之的审慎比作“犹豫观望”，帽子扣得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