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澜来找守芳。

他脸上的兴奋压都压不住。

“张小姐，这招管用！日本人那边急了，领事馆的人去找报馆，说‘影响中日亲善’。报馆的人回说，影评而已，言论自由。”

守芳摇头。

“光骂不够。”

顾雪澜一愣。

“那还要干啥？”

守芳看着他。

“顾先生，你会拍电影吗？”

顾雪澜愣住了。

“拍……拍电影？”

守芳点头。

“日本人能拍，咱们也能拍。他们拍假话，咱们拍真话。奉天的风土人情，东北的山水物产，老百姓的日子，工厂的烟囱，铁路的钢轨——拍下来，给老百姓看。”

顾雪澜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守芳，那双眼睛里有意外，有兴奋，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沉甸甸的东西。

“张小姐，”他声音发涩，“您说的这些，我想过。可拍电影要钱，要机器，要人。我……”

守芳打断他。

“钱，我出。机器，我让人去上海买。人，你自己找。”

她顿了顿。

“顾先生，你写过《醒报》，办过读书会，现在该做点更大的事了。”

九月十五。

守芳去了趟小西关外那座关帝庙。

不是一个人。

顾雪澜带着三个人等在那里。

一个姓孟，四十出头，早年在北京学过照相，后来在奉天开过照相馆，手艺好，人老实。

一个姓郑，三十来岁，在天津法租界的洋行干过，摆弄过电影放映机，知道怎么拍、怎么放。

还有一个年轻人，姓周，是顾雪澜从读书会带来的，二十出头，念过几年书，脑子快，愿意学。

守芳看着这三个人。

“诸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做一件事。”

她顿了顿。

“拍电影。”

那三个人面面相觑。

姓孟的开口，声音有些发颤。

“张小姐，拍电影……那得多少钱？”

守芳从袖中取出一张纸。

上头列着一行数字。

“机器，三千元。胶片，五百元。场地、人工、杂项，一千元。总共四千五百元。”

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

“钱，我出。机器，下个月到。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想拍什么。”

姓郑的咽了口唾沫。

“张小姐，我们……没拍过电影。”

守芳看着他。

“没拍过，就学。日本人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她顿了顿。

“你们拍的，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奉天的城楼，中街的买卖，北市场的热闹，辽河的船，还有——”

她看着顾雪澜。

“顾先生写的那些文章。拍出来，给老百姓看。”

九月二十。

奉天城有了第一支“电影队”。

没名字，没招牌，没办公室。只有一间破屋，一台从上海买来的旧摄影机，三个从没拍过电影的人，和一个满脑子想法的顾雪澜。

他们拍的第一样东西，是奉天城楼。

清晨的城楼，日出的城楼，暮色里的城楼。城楼下的车马行人，城楼上的旗子，城楼砖缝里的青苔。

拍了三天。

冲洗出来，模模糊糊的，晃得人眼晕。可放到墙上，有人认出来了。

“那是咱们奉天的城楼！”

喊这话的是个卖菜的老汉，蹲在墙根看了半天，站起来喊了一嗓子。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认出了中街的，有认出了北市场的，有认出了自己家门口那条巷子的。

有人看着看着，眼圈红了。

“我在这城里住了五十年，头一回在墙上看见它。”

九月二十五。

顾雪澜来找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