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腊月初三。

奉天城冷得邪乎。

西北风像刀子，刮得街上行人缩脖端腔，恨不能把脑袋藏进腔子里。可再冷的天，也挡不住中街那块儿的买卖人开门——快过年了，得挣钱。

老周家杂货铺的周掌柜，天没亮就爬起来卸门板。他哈着白气，把一捆捆红纸、香烛、年画往外搬，刚搬了三趟，就听见街东头一阵喧哗。

他探出脑袋瞅了一眼。

几个穿灰棉袍的汉子，正挨家挨户收“护费”。领头那个脸上有刀疤，歪戴着狗皮帽子，手里拎根镐把子，往哪家铺子门口一站，那家掌柜的就赶紧往柜台上放钱。

周掌柜心里一哆嗦，赶紧转身往里屋跑。

晚了。

刀疤脸已经站到他铺子门口，镐把子往门框上一磕，咚的一声。

“周掌柜，年关了，该意思意思了。”

周掌柜赔着笑脸，从袖里摸出几块银元，双手递过去：“刘爷，小本生意，您多担待……”

刀疤脸接过钱，在手里掂了掂，脸一黑。

“就这点？你打发叫花子呢？”

他一脚踹翻门口的货摊，红纸、香烛滚了一地。

周掌柜的老婆从里屋冲出来，扑过去护那些货，被刀疤脸一把推开，撞在门框上，额头磕出一道血口子。

“你们……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周掌柜声音都劈了。

刀疤脸笑了。

“王法？你问问巡警局那帮孙子，谁是王法？”

他拎着镐把子，晃晃悠悠往下一家走。

周掌柜蹲在地上，把散落的货一样一样捡回来。他老婆捂着头，血顺着指缝往下淌，一声不吭。

旁边铺子的老李凑过来，压低嗓门：“老周，认了吧。警察局跟他们是一伙的，告也没用。”

周掌柜抬起头，望着街口那根孤零零的电线杆。

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被风刮得哗哗响。

那是《奉天醒报》的广告页。

上头印着一行字——

“奉天是谁的奉天？”

腊月初五。

守芳在东花厅见刘海泉。

这位六十岁的商会会长这回没穿那件灰缎棉袍，换了件玄色羔皮袄，脸色却比衣裳还沉。他把一摞纸往守芳案头一放，声音发涩。

“张小姐，您看看这个。”

守芳接过。

是一叠状子。

十二份。

全是中街、小西关、北市场一带商户的联名状。有的告黑道勒索，有的告警察吃拿卡要，有的告日本浪人开赌场、开烟馆、光天化日打人。

守芳一页一页翻过去。

“巡警局不管？”她没抬头。

刘海泉苦笑。

“管？警察厅长高士傧，跟辽西那帮老弟兄穿一条裤子。他那巡警局，上上下下都让那些混混喂饱了。真有商户去告，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递消息。”

他顿了顿。

“上个月北市场那边，有个卖布的小贩跟日本浪人起了口角，让浪人拿刀捅了。巡警局去了，把那个小贩抓了——说他‘寻衅滋事，影响中日亲善’。”

守芳翻状子的手停了一瞬。

她抬起头。

“那个小贩呢？”

刘海泉叹了口气。

“死在看守所里了。说是‘突发疾病’。”

屋里安静了几息。

守芳把状子轻轻合上。

“刘会长，这些状子，我收了。”

刘海泉看着她。

“张小姐，高士傧那边……”

守芳没接话。

她只是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南满站的钟楼在冬雾里只剩个模糊的轮廓，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刘会长，”她忽然开口，“您信不信，这奉天城，能变个样？”

刘海泉沉默良久。

“信。”他说，“可老朽活了六十二，见的事儿多了。信是一回事，成是另一回事。”

守芳没回头。

“成不成，得先信。”

腊月初七。

帅府正堂。

张作霖靠在太师椅里，手里转着核桃。杨宇霆立在下首，面色平静。守芳站在门边，等着。

堂中央站着一个人。

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皮袍子外面罩着件灰鼠坎肩——警察厅长高士傧。

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摔，嗓门大得像敲锣。

“大帅！您可得给老弟兄做主！那个什么‘稽查队’，凭啥直接抓我的人？我巡警局干了二十年，没出过大乱子！不就是几个弟兄手头紧，跟那些混混喝几回酒、收几个小钱？多大个事！”

张作霖没吭声。

他转着核桃，眼皮垂着，像打盹。

高士傧更来劲了。

“还有那个韩震，他算老几？一个土匪头子，凭啥骑到我巡警局头上？大帅，您要是信不过老弟兄，我高士傧明天就卷铺盖滚蛋！”

他把皮袍子一撩，作势要走。

张作霖手里的核桃停了。

“站住。”

高士傧的脚钉在地上。

张作霖抬起眼皮，看着他。

那目光深得很，像老林子里的夜枭。

“高士傧，”他开口，声音慢吞吞的，“你跟我多少年了？”

高士傧一愣。

“二十年了，大帅。从辽中那会儿就跟着您。”

张作霖点头。

“二十年。不容易。”他顿了顿，“可你知不知道，你这二十年，把奉天城管成啥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