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书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襄下令禁止。”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其义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