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蔡襄对“宋学”的的开山之功。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愤，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对蔡公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朝政的“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说明对庆历新政起了促进作用。欧阳修著《祭蔡端明文》对蔡公的功绩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同情：“自公之奋起徒步，而名动京师；遂登朝廷，列侍从。其年壮志锐，而意气横出，材宏业茂，而誉望伟然。……而公以荣名显仕为之养，彩衣而戏。昔以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绶悦其颜。使天下为子者，莫不欲其亲如公之亲。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为子也，其荣且乐。可谓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丧犹在殡，而公已卧病于苫块之间；而爱子长而贤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为二丧之主。呜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并没有被巨大的打击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陈词：“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并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浩然刚正之气，跃乎纸上。所谓“刚气”，从本质上说即“宋学”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改革时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必须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无病呻吟。

蔡公十分强调“宋学”中理论的先导作用，他在“国论要目、明礼”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应当强化礼制与儒学教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制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足，认为应当引以为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干戈，礼典残缺，至于亡隋尽矣。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他认为法治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应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网罗过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一文中对宋代儒学的博大精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脉络也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强调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绵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言词法令，进修之假。唯州有学，邦君实谋。驱汝闽民，来处来游。象图严严，记书整整。衣冠肃雍，室庐谧静。孰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问闻，弗往攸耻。孰为人师，启率其徒。”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

宋学精神的提倡和发扬。

概括起来说，“宋学”主要包含有议论和怀疑精神、创造和开拓精神以及实用和批判精神。蔡襄树立、鼓吹并发扬了这些宋学的精髓所在。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学”的议论和怀疑精神。表现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是论文，蔡襄在众多的文章中强调学者应当发扬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实行科举改革，将论文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有力工具。蔡公的议论，如同欧阳修、石介等人一样，有时虽然不以辩论或驳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努力建树个人的独立见解。如蔡公《上仁宗论用韩琦范仲淹不宜使后有谗间不尽所长》疏曰：“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这是在庆历党争期间，作为新政一方的蔡襄关于朋党问题的议论，强烈批判某些官宦为图蝇头小利而结党营私，损公肥己的卑鄙伎俩，以达到激浊扬清，议论风发，惩恶扬善的效果。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进黼戾箴状”也从正面阐述为国君者必须善于听取反对者意见的道理：“臣智识蒙陋不敢广引古记，多属空文，辄求于今要急之务。而陛下所欲知者，谨撰成黼戾箴一首，书于两轴。每句之下，条陈事实，别疏一通，各随状上进。臣闻唐太宗凡言事有益于政者，书之屋壁，以为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弃之。幸置臣箴词于户牖，间时赐省览。原其所条事实终始，则今安危之势可见矣。昔汉贾谊论及时事，以谓可为恸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学”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网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书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