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峥盯着那张照片，手指微微收紧。
照片上的老人站在档案馆门口，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让他的脸半隐在阴影里。那扇门，陆峥每天进进出出，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可这个老人，他从未见过。
“你确定？”他问。
陈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照片，递给他。
第二张照片上，还是那个老人，但拍摄角度不同。这次能看清他的侧脸——高鼻梁，深眼窝，下颌线条刚硬，年轻时应是个英俊的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正低头看表。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陆峥问。
“三天前。”陈默说，“下午四点二十三分，他在档案馆门口站了七分钟，然后进去了。”
陆峥的脑子里飞快地过着这几天的记忆。三天前的下午，他在哪儿？在做什么？有没有碰见这个老人？
“他进档案馆干什么？”
陈默看着他，忽然笑了。
“陆峥，你每天在档案馆里待着，就没见过这个人？”
陆峥没说话。
他的确没见过。老鬼的联络点就在档案馆，他隔三差五就要去一趟，阅览室、档案库、甚至老鬼那个隐蔽的地下室，他都去过。可这个老人，从未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他进的是哪个库房？”
“不知道。”陈默说，“但我的人只拍到他进去，没拍到他出来。”
陆峥的心微微一沉。
档案馆只有一个大门。如果这个老人进去了没出来，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还在里面，要么档案馆里有别的出口。
而陆峥在档案馆混了这么久，竟然不知道还有别的出口。
“你告诉我这些，想干什么？”他看着陈默。
陈默把照片收回去，放进口袋。
“我想告诉你，”他说，“你一直在追的‘幽灵’，就在你眼皮底下。而你，什么都没发现。”
他转身向球场外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
“陆峥，咱俩现在是对手。可有些事，比立场更重要。”他背对着陆峥，声音很低，“那个老人，手里有我父亲冤案的真相，也有你想要的答案。但他藏得太深了，我一个人挖不出来。”
他转过头，看着陆峥。
“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但这件事上，我希望咱们能暂时合作。”
陆峥沉默了几秒。
“怎么合作？”
陈默走回来，从口袋里掏出第三样东西——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圆片，放在陆峥手里。
“微型追踪器。”他说，“想办法放进他口袋里。只要知道他的落脚点，剩下的我来。”
陆峥看着掌心里那个小黑点，又看看陈默。
“你为什么相信我？”
陈默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复杂。
“因为，”他说，“你是我这辈子唯一输过的人。”
他转身离开，再没有回头。
陆峥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篮球场上的少年们还在打球，欢呼声、哨声、篮球砸地的声音混成一片。阳光很暖，可陆峥的手心却有些发凉。
他低头看着那个追踪器，又想起那两张照片。
如果陈默说的是真的，那“幽灵”就在档案馆里。那个他每天进出的地方，那个老鬼藏身的地方，那个看似最安全的地方——
可能早就被人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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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陆峥回到档案馆。
阅览室已经关门，整栋楼黑漆漆的，只有门卫室透出一点灯光。陆峥没有惊动门卫，从侧门进去，沿着楼梯上到三楼。
三楼是档案库房，一排排密集架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陈年木料的气味。陆峥打开手机手电筒，沿着编号一路找过去。
陈默说的那个老人，进的是哪个库房？他不知道。但他有一个猜测——能让“幽灵”亲自来的地方，一定藏着重要的东西。
他停在“历史档案·1960-1980”那一排前面。
那个年代，正是陈默父亲冤案发生的时候，也是夏明远开始调查的时候。如果“幽灵”要查什么，或者要藏什么，很可能就在这里。
陆峥打开手机，开始一盒一盒地翻看。
档案盒上贴着标签，标注着年份和内容。1965年，工业局文件；1967年，教育局报告；1970年，市委会议记录……一盒接一盒，都是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普通档案。
翻到第八盒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标签上写着：“1975年，信访材料”。
那个年代，信访材料往往藏着最真实的东西——老百姓的冤屈、官员的腐败、见不得光的内幕。如果“幽灵”要处理什么敏感的东西，很可能就在这里面。
陆峥打开盒子，一份一份地翻看。
信访人的名字、事由、处理结果——有的是土地纠纷，有的是人事安排，有的是邻里矛盾。看起来都很正常。
翻到最底下，他的手指触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份没有装订的散页，纸张比其他的都要新，字体也不是手写而是打印的。陆峥抽出来，用手电筒照着看。
是一份名单。
上面列着二十三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日期。最早的是1980年3月，最晚的是1995年11月。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