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张学良在南京来人的担保下，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顺利地回到了南京。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气急败坏地大骂道：“娘希匹，竟敢在天子身上动刀子，先把张学良以现有的‘附和情事’的罪名扣押了。”他看了一下顾祝同等几个蒋系军官，“现命令部队分五路进逼西安；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张学良离西安时指定的代理人于学忠撤职留任。”

“是！”众道。

“戴笠，你马上给我派人到西安去，瓦解这帮狗东西！娘希匹的！”

“是，校长！”戴笠答后随众人离去。

老蒋回南京后的一系列举止，大大地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慨，也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分歧。以孙铭久为代表的少壮派，主张蒋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战。以王以哲为代表的高级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反对打仗。也有些高级将领贪图个人禄位，暗通蒋方。加以蒋系特务、托派分子从中挑拨，少壮派和老一派尖锐对立。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发生了孙铭九、应德田枪杀王以哲的不幸事件。

接着，在“为王以哲报仇”的借口下，受到蒋方拉拢的刘多荃、缪澄流，杀害了为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高福源旅长，扣押了积极拥护联共抗日的万毅团长等人，并且调动军队声言要“扫平西安”。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在东北军内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斡旋协调；同时，本着“力主和平，同时做好战争准备”的方针，以“撤兵释放张学良，实现西安谈判协议”为条件与蒋介石谈判，力挽危局。

不过，经此曲折之后，西安方面与蒋方谈判的地位削弱了，主要是东北军的部分高级将领，屈从蒋方拉拢和压力，达成了对西安方面不利的协议。不久，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蒋系宋希濂部进入西安。

此时，张学良秘书、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澜波同志，在西安向周恩来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时，说：“‘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元老派因痛恨孙铭久转而迁怒于学兵队，把派到各军、师、团做政治宣传工作的许多队员赶出部队，学兵队员陆续撤到邻州待命。其中几十名学兵队员，路经红军前敌指挥部驻地三原云阳镇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周恩来听后说：“我叫人转告前线红军指挥部，说服大家回东北军工作。”

“好吧！”刘澜波说道。

杨尚昆同志亲自做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派人到东北军工作很不容易，你们在东北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已有一定的基础，党要你们回东北军工作。”于是大家离开云阳镇，翻山涉水到达邻州。

二月中旬，撤到邻州的二百一十六人被改编为青年训练班，洪钫任主任，实际由郭维城代理主任。这一时期孔祥桢等教员还讲课，也是大家讨论问题、反思总结的机会。

此间，党员还着重学习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及中组部党的建设的报告等文件。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利用俱乐部的形式开展了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