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令，三年贪墨八百石。“

杨旷接过纸看了一遍。字写得不差，账记得也规矩，该平的都平了。但杨铁的人对过农户的实缴数，一斗半的账面和三斗的实收中间差了一斗半，三年下来差了八百石。

八百石。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石约一百来斤，八百石就是八万斤粮。一个壮劳力一年吃四百斤，八百石够两百人吃一年。两百人的口粮，被一个县官三年吞了。

他蹲回去看县令。县令的头还磕在地上，额头磕破了皮，有血丝渗出来，混着汗和泥，糊了一脸。

“你贪的八百石，够两百人吃一年。两百人的命，你吃了。“

县令浑身一抖。

“朕不杀你。“

县令猛地抬头。抬头太快，脖子上的肉挤成了一堆。不敢信，但眼睛亮了一下，亮的不是感激，是求生。

“撤你的职，追你的赃，流放你去岭南。“

县令的嘴又抖了。

“岭南。你去岭南种三年田。种完了你才知道农民有多苦。苦过一遍，你的手上有茧了，你的腿上有泥了，你就知道你贪的那些粮是从泥里从汗里从命里抠出来的。“

县令趴在地上，额头贴着石板，不出声。

杨旷转身看杨铁。“记下来。万年县令，贪墨八百石，撤职追赃，流放岭南种田三年。“

杨铁从怀里掏了个本子翻开，用炭笔记了一笔。他的字写得不漂亮，但结实，一笔一划像刻的。

“还有。“杨旷补了一句，“京畿各县的账，都要查。从今年起，每年查一次。查出来的，同例。“

杨铁记了。

万年县令被两个衙役架着带走了。走的时候腿是软的，被架着拖了几步才站稳。杨旷看着他的背影。胖，肚子坠着，走路像鸭子。三年前他上任的时候大概不是这副样子，吃胖了，吃的是贪来的粮。

茶摊上还剩一碗凉茶。杨旷端起来喝了一口。茶苦，凉了更苦，但喝了嘴里清醒。

日头从衙门屋脊上照过来，光穿过槐树枝杈，落在地上碎成一摊。县令跪过的地方，膝印还在，额头的血印也在，石板上留了两道暗红的痕。

杨旷坐着没动。他在想事情。

上辈子他看过无数反腐的案例，从村长到部长，从小贪到大贪，手段花样百出，原理只有一个：手里有权，权能换钱，钱比命重的时候人就贪了。这个道理哪个朝代都一样。杀了一个县令，下一任来了照样贪，因为盯的人没变，查的法没变，贪的成本没变。

杀人治标。制度治本。但制度是人写的，人写的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有人钻。制度靠人执行，执行的人也贪。所以光有制度不够，还得有人盯。盯人靠斥候，靠杨铁这种断了指头还在记笔账的人。

杨旷前世在部队管过纪律。连队里抓偷东西的，抓了一次关三天，放了又偷。后来在宿舍装了个摄像头，不关了，盯着，偷东西的没了。不是人变好了，是不敢了。不敢了就够了。好人坏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不敢。

他站起来，往马那边走。杨铁跟在后面翻着本子，看了自己记的那一笔，又合上了。

“杨铁。“

“在。“

“八百石不少。但比这多的，后面还有。盯紧了。“

杨铁应了一声，短促，干脆。

两人上了马往回走。路上经过一片田，田里有人犁地。牛慢，人弯腰，犁沟一道一道地翻。杨旷在马上看了一会儿。这些人不知道刚才衙门口发生了什么，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田里的水够不够，犁得动不动，种子够不够，秋收能不能多收几斗。

这些人交的税养着朝廷，朝廷该给他们的是渠，是法，是一个不贪的县令。该给的东西给了，天下就稳一层。稳一层不算多，但一层一层加上去，总会到顶。

马蹄踩在渠边小路上，声音闷。远处有人赶牛犁地的吆喝声传来，悠长的，一声接一声，像在跟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