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们荒诞的“怀旧”与自我安慰，如同投入泥潭的石子，除了激起几圈带着腐臭的涟漪，并未能改变他们正在下沉的命运。冰冷的现实——巨额损失、债主临门、生活无着——很快用更尖锐的刺痛，将他们从自我编织的“小斌能干、时运不济”的幻梦中拽了出来。当卖惨哭求在王海那里碰了硬钉子，当美化过去也无法变出真金白银时，一种更实际、却也更令人绝望的焦虑，开始在他们中间蔓延：法律。

最初提出“请律师”的二舅妈，在碰壁之后，并未放弃这个念头，反而在走投无路中，将这个想法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亲戚圈中更积极地游说。她的逻辑简单而直接：警察只抓人，追赃挽损太慢，指望不上。必须自己请律师，主动去告王小斌，让他赔钱！就算他现在坐牢，就算他名下没钱，也要通过法律判决，把这笔债钉死！万一他以后有钱了呢？万一能从他那个躲起来的妈（大姨）那里追索到什么呢？

这个提议，在绝望的人群中引起了复杂的回响。一部分损失相对较轻、或者对拿回钱已基本不抱希望的人，态度消极。“请律师？说得轻巧！律师费你出啊？我们现在饭都快吃不上了！”“就是，告赢了又怎么样？王小斌都进去了，他那个妈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告赢了也是一纸空文，拿不到钱，还白白搭进去律师费！”

但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押上了全部身家、甚至借贷投资的，如二舅、三姑、堂哥等，则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他们吵吵嚷嚷，认为必须告，不仅要告，还要请最好的律师，打一场漂亮的官司，把损失尽可能追回来。至于律师费，他们的想法起初是朴素的、也是自私的：“大家凑啊！每家出一点，总能凑出来吧？赢了官司，从追回的钱里扣，或者让王小斌赔！”

然而，现实的铁壁，首先就撞在了“律师费”这道坎上。

在二舅妈和堂哥的牵头下，几个“主战派”的亲戚，开始偷偷地、分头去咨询律师。他们不敢找那些有名的大律所，怕被瞧不起，也怕收费太贵。他们找的是街边小律所，或者熟人介绍的、听起来“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

咨询的结果，却像一盆盆冰水，浇得他们透心凉。

第一个咨询的，是堂哥通过一个工友认识的、据说“在法院有关系”的“法律工作者”。对方在听了堂哥结结巴巴、夹杂着大量个人情绪和无效信息的案情描述后，叼着烟，眯着眼，慢条斯理地说：“非法集资啊，涉众型经济犯罪，这个嘛，比较复杂。公安立案侦查阶段，主要是刑事责任。你们想追民事赔偿，得等刑事案件有了一定结论，或者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周期长，变数大。”

堂哥急了：“那……那能不能告？能告赢吗？”

“告当然能告。赢不赢，看证据，看被告人有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对方弹了弹烟灰，“你们手里有什么证据？投资合同、收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有吗？”

“有有有！合同有，收据有，转账记录也有！微信聊天记录更多！”堂哥连忙说。

“光有这些不够。要证明是王小斌个人诈骗，还是公司行为，这关系到责任主体。还有，你们这些亲戚之间，互相拉人头的，算不算共同犯罪或者有过错，也可能影响责任划分。”

堂哥听得一头雾水，只关心最实际的：“那……请您打这个官司，要多少钱？”

对方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

“两万？”堂哥心里一紧。

“二十万。起步。”对方吐出烟圈，“这是基础代理费。如果涉及财产调查、执行，还有风险代理，就是按追回金额的比例提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不等。而且，不保证结果。官司输了，或者执行不到钱，这二十万也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