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幼女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连王死后都不放过。章谆对他有恩，人家失势后也是百般嘲笑。谈文采，北宋无人能及苏学士。但是谈人品，同时代文人里面他是最差的几个人之一。比如，苏轼混在凤翔时，其时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还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苏轼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而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这个事情又确实太大，“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苏轼他讲了什么呢？

苏轼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的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时间。

但如何才能“优裕其民”，一向偷吃懒做的苏轼虽没有什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就是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建议，也就是苏轼这种书生讲讲罢了，国家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横向看看亚非澳欧美，纵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纪，有哪个国家没有专卖制度？

苏轼的这个建议，正是苏轼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好听，好看，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却一点也不实用，骨子里还有点反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于国于民两无用”。

其实苏轼自已也明白，“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更会感激涕零，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的效果，会让全国人民高举拥护朝廷的旗帜向前高歌猛进!

对于苏轼惯会拉大旗的作派，王安石就说过，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心地不纯投机取巧，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苏轼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苏轼的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诗文如此，行政也如此。苏轼疏浚西湖，“造”苏堤，“建”三潭印月，其过程中，投机取巧甚多，耍小聪明的地方甚多，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作为甚少，混水摸鱼财务问题更是大有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