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上盘子”就是每日下午4时至夜晚12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广西的“堂班”：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宁夏的“平康里”：贾府中唯一“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