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国性(及其周边)军事地图
包括宋代疆域的全国军事地图和涵盖周边地区的所谓天下图的编绘受到朝廷的重视,诏令绘制的地图有多种。其中著名的有:在端拱年间(988~989)绘制了《十七路图》和《十七路转运图》,淳化四年(993)绘制的用绢百匹的《淳化天下图》,天禧元年(1017)学士王曾主持编绘的《九域图》,天圣年间(1023~1031)晏殊绘制的《十八路图》,熙宁六年(1073)赵彦若绘制的《十八路图》,元礻右三年(1088)沈括绘制的《守令图》又名《天下州县图》,乐史的《掌上华夷图》,王象之的《舆地图》,宋代刻石的现存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等。遗憾的是,这些地图留存下来的极少。元代脱脱编写宋代历史时,见于馆藏的此类地图只有10多种,如王曾《九域图》3卷,描述熙宁间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图《十八路图》1卷及副图20卷,李德刍《元丰郡县志》的附图3卷,崔峡的《列国入贡图》20卷,《指掌图》2卷,地理图》1卷等。
《十七路转运图》是全国性军事交通图。绘制时间应该在咸平四年(1001)划分全国为十七路之后至天禧四年(1020)划分全国为十八路之前。转运使是各路主管财赋及其钱粮运输的官吏。在战争期间,转运使又是军事运输的主管。《宋史·职官七》说:“有军旅之事,则供馈钱粮,或令本官随军移运,或别置随军转运使一员,或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之。”由转运使的职能看,其绘制的地图应该突出军事运输的内容,特别是军事漕运的路线。因为当时运兵、运粮主要依靠水路。由此推断,《十七路转运图》是宋初制作的军事交通图。1020年划分全国为十八路,担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主持编绘了《十八路图》,该图实际上是在《十七路转运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熙宁年间(1068—1077),在集贤校理赵彦若主持下,由画院待诏绘制了更详细的一套《十八路图》,其中有总图1卷,分区图20卷。
《守令图》是宋代行政区划图。《守令图》又名《天下州县图》,成图于元礻右三年(1088),是沈括花了12年时间绘制成功的。《守令图》共20幅,其中全国十八路每路一幅,另有高1.2丈、宽1丈的全国图一幅及小图一幅。关于《守令图》的编绘,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说:“遍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略稽前世之旧闻;离合九州,兼收古人之余意。……今画《守令图》,并以二寸折百里。其间道路迂直,山川隔碍处,各随事准折。内废置郡县,开拓边境,移徙河渠,并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并用黄绫装裱。副本二十轴,用紫绫装裱,谨随表上进以闻。”(11)
《九域守令图》刻在175厘米×112厘米的碑石上,碑额上有“皇朝九域守令图”字样,正面刻有《九域守令图》。此碑原在四川荣县文庙内,现存四川省博物馆。《九域守令图》刻于宣和三年(1121),幅面130厘米×100厘米,由当时的荣州刺史宋昌宗立石。该图的比例尺为1:190万,标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图上有1400个行政区名,山峰27座,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湖泊4个。行政区名的相对位置基本正确,级别等级使用符号与文字大小加以区别。用写景法表示山脉。河流的平面图形也大体正确。“除清代在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等外,‘九域守令图’的海岸线是传世古地图中画得较准确的一幅”(12)。
《地理图》是反映北宋疆域的石刻地图,由南宋大臣黄裳(1147—1195)绘制于绍熙元年至二年(1190~1191)。淳礻右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于苏州,现存在苏州博物馆。《地理图》幅面197厘米×101厘米。图上431个行政区名和180座山名外套方框,十分醒目。山脉采用写景法表示,78条江河的流向和位置基本正确。长城和森林用形象符号表示,河流的源头有注记并外套椭圆圈,海岸线的轮廓大体正确。整个图面的刻线流畅清晰,要素的选取比较适当。石刻《舆地图》是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原图碑已佚,其拓片现存于日本京都栗棘庵。《舆地图》由左右两幅合并而成,绘于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浙江明州(今宁波市),绘图人不详。1266年日本僧人白云惠晓佛照禅师来明州端岩寺学法,1279年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流传至今。本图的地理范围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南部的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大体上涵盖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地理范围。《舆地图》北部和东北部绘有森林符号,注有“松林数千里”字样。地名之间多用线条连接,表示有道路可以通行。东部海域绘有两条海路:一条沿海岸北上,叫“过沙路”,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叫“大洋路”。“现存古代地图中,绘有海上交通路线的,以本图为最早”(13)。
3、沈括及其制图学说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杭州市)人。他曾参与沭水、汴渠的测量与治理,曾绘制过宋辽边境地图、边防立体地图、《守令图》。在他晚年著述的《梦溪笔谈》中有地理学地图学20条。沈括结合绘制《守令图》的实践,在《梦溪笔谈·补笔谈》系统地叙述了所依据的制图原则或使用的方法。他说:“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循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经专家考证(15),上述引文有误,应改为“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以鸟飞之数”,其中“旁验”是动词。这样,为了得到两地的直线距离就要对步量的“道里”进行高下、方斜、迂直检验与改正,这与裴秀提出的“道里、高下、方斜、迂直”是相吻合的,也符合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所说的“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的意思。在图上正确确定某地的相对位置,不仅需要它与周边地点的距离,还需要“准望”。裴秀时代,强调“四至八到”,即要求标定4至8个方位。而沈括则用“二十四至”去表示和确定相对位置。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说,“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显然,用24个方位来确定一个地点在图上的位置,其精度很高,以此复制地图达到毫发无差的地步。可见,沈括是继裴秀之后系统记述制图方法的制图专家,其学说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沈括对中国古代制图学的贡献。
4、走向多样化的制图特点
宋代的军事制图明显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内容上,出现了描绘天下地理的舆地图(华夷图),描绘全国政区的郡县图(守令图),描绘全国交通的转运图,描绘战区形势的设防图(城寨图),描绘边境地区的对境图,描绘城堡建设和设防的城防图,描绘宫殿建筑的平面图等。在形式上,出现了彩绘山水的多色图与单色图并存,专题图与地志插图(附图)并存,单幅图与图集并存,大幅面地图与指掌图并存的局面。在绘图介质上,出现了绢制地图、纸制地图、木制地图、石刻地图等。
绢制地图是印制在丝织品上的地图。丝织品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的制图介质,宋代制作的大幅面地图一般都使用绢。《淳化天下图》幅面巨大,竟用绢百匹。绢制地图在宋代是最常见的。
纸制地图是印制在纸张上的地图。刻板印刷技术在宋代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出现了刻板印刷的纸制地图。事实证明,刻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相结合成为印刷图志的可行方法。刻板印刷能够比较多的复制地图,所以宋代的印刷地图有些流传下来了。现存最早的图经中的刻印地图是南宋时期的《严州图经图》。此外,还有淳熙四年(1177)刻印的程大昌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31幅图。在《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言》中指出:“臣今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辩证其误。旧说既竟,乃出臣愚见,为图以缀其后。……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就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说明《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多色地图集。《禹贡论·跋》指出:刻印时原来的多色图变成了单色图,即“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与水波别之;以黄为水者,今以双黑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单黑线别之;旧说未安,皆识之以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