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荒价低廉，绥远各地的富商、巨绅、官僚、政客都争先承领荒地。“一人领数顷者寥若晨星，领数十顷至数百顷者乃常事，领数百顷或数千顷者，亦复不少。”河套地区的大地主王同春占有良田上万顷，年收粮食2万石左右，还拥有百余名私人武装；临河县垦地共90万亩，占地30万亩的地主有2户，占地1万亩以上的有4户，占地1000亩以上的有9户，甚至就连天主教堂都占地14万亩。

而为了增加财源，1927年春，阎锡山、商震力主在绥远地区种植罂粟，废除禁烟令，成立“善后局”，设卡征收过境烟税，征收烟灯捐，对烟馆、烟摊和吸食者不予过问。

也正是阎锡山和绥远当局对当地民众征收烟税，使得民众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降低了粮食产量，加剧了这几年绥远的灾荒。

面对天灾人祸，百姓呼吁绥远当局肃清匪患，暂缓加税、停止种植罂粟及清丈土地，商震不仅置之不理，反而从增加捐税、种植鸦片、和清丈余荒、夹荒入手，以解决2万多官兵的粮、饷、服问题。最终，于1927年春引发了归绥、和林格尔等县，连续爆发抗清丈的斗争。

此后，就是连续几年的大灾，绥远众多底层民众因灾而殁，而大地主、官僚却趁机大发难民财，贩卖人口牟利。

了解情况之后，陈海澜恶狠狠地骂道**这些混蛋既然不把人命当回事，我们也就用不着把这些所谓的地主老爷们当回事”

随即，陈海澜指挥所部精干力量，根据侦察得来的情况，连续趁夜袭击了一些大地主以及官僚住所。其中，那位王同春大地主以及当初阎锡山所派的垦务总办冯曦，都被陈海澜劫掠过。仅从这两位家里，陈海澜所部就收获长短枪200多支，良马160多匹，金条82根，大洋12万元，粮食若干。

不过，陈海澜并没有将这两位处理掉，而是想起当初赵振中曾经和他们别动队成员所讲过的“割韭菜”、“剪羊毛”的事情来。陈海澜，这两位的身家肯定不止这些，但要想一下子逼他们把家底全吐出来那不太可能，倒不如慢慢抻着他们，等过阵子再来光顾一回。

通过对临河县及周边地主、官僚的洗劫，陈海澜所部不但人人变成了骑兵，而且搜集来的粮食足够5000人马吃用一年多。

不过，被洗劫一遍的地主、官僚们自然心有不甘，便与后套一带的土匪暗中勾结，收买其消灭这号称“一阵风”的土匪。而后套的各路匪徒们见突然冒出一股人马不讲规矩，到的碗里抢饭吃，自然心有不忿，便准备联手出动收拾陈海澜所部。

这其中，最大的一股土匪就是杨耀峰所部。杨耀峰匪号“杨猴小”，从后套到宁夏的西套一带都是该部匪徒的活动范围。在29年的时候，杨猴小所部会同河套附近的苏雨生、马谦、韩进禄、杨子福、马存良、马大牛等股匪联合进入宁夏肆虐。不料，却被冯玉祥任命的宁夏主席马鸿宾带领人马给打得四散奔逃。其中，苏雨生被赶到陕西、马谦被赶往武威、韩进禄被赶往陇南，杨子福、马存良两部接受招抚，马大牛被消灭，杨猴小被重新赶回了后套。

在后套收编了马大牛残部恢复了一些元气，又经过近一年的壮大，杨猴小所部有了上千的人马，而且都是马匪。现在得知临河一带冒出个“一阵风”和等人抢地盘，杨猴小自然想除掉这股新势力。只是，有了在宁夏那边的教训，杨猴小的行事谨慎了许多。他联系了河套一带的金宝山、刘喇嘛两股土匪，拼凑出了2800多人马，又探明了“一阵风”在狼山中的大致位置，准备联合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