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在战争中得到的好处绝不仅仅是赚回大量外汇那么简单，产业结构、生产技术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中国工业在规模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不过全国性的标准化生产发挥了巨大威力。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华帝国科工部出台了两项重要的举措。

第一项是在全国实行战时多元化工业标准，与世界各国的需求接轨。战前。中国一直实行全国工业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即每个行业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都有一些严格的常规标准，工业原料进入加工企业后不需再做二次加工，使得全国工业变成一个巨大的流水线，而那些标准之外的产品则属于“特种标准产品”，需要报批才能生产。这种工业发展模式一是可以提高整个体系的生产率，二是可以抵御国外工业品对中国工业的冲击。战时，科工部在原有的标准之上，参照各国工业的水平和需求，增加了大量新的标准体系。例如钢铁工业，战前的钢铁标准规格仅有50多个，至1919年增加至200余个。这种标准规模的扩大化一是丰富了中国工业体系，其次是放宽了工业进入门槛，使得大量资本可以更轻松的进入工业领域。

第二项措施是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提高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至1919年，中国政府在新机器使用和技术管理方面的投入，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例如钢铁工业广泛采用连续轧钢机，生产效率提高40至50倍；建筑业采用了电动工具、水泥搅拌机、传送带等新式机械。同样的建筑施工时间缩短60%以上。六年中，中国制造业中每个工人每个工时的产量提高了32%。整个工业生产率提高了40%。流水线生产模式已经占整个工业的70%。

到1919年，中国钢和生铁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和4300万吨，比1914年增长了6倍和7.5倍；煤炭产量从战前地2.5亿吨增加到6.5亿吨，增长了2.7倍；石油产量高达2.31亿桶（约为3300万吨），比战前增长了2.2倍；汽车保有量从120万辆增加到1100万辆，增长了9倍以上。

战时大起战后大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无序地高速发展往往容易埋下经济危机地种子。为了应对战后的经济回落和避免产生过大的泡沫，中华帝国政府在战时采取了一种被袁世凯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对资本市场的调控和引导，让国有资本占据大部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商业主要由民营资本发展。同时。适当的调节贷款利率，让资本流向中国薄弱的工业领域，避免某些行业过剩投资的现象。

同时，为了保证工业和的高速发展，帝国政府在交通运输业上加大了投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地铁路里程比战前翻了一倍，达到30万公里；公路里程也从45万公里增加至67万公里，其中标准公路40万公里、简易公路22万公里，高速公路5万公里；航空运输业方面，中国政府依托战前的基础。将原来空军直辖的民用运输航线全部地方化，六年中全国有50个城市建立了拥有3000米跑道的一级机场，客流量超过150万。在外贸额增加的刺激下，中国的港口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湛江、香港、马尼拉、东京、珍珠港等十一大港口的年吞吐量已经全部突破100万吨的规模；内河港口如南京、武汉、重庆等也达到了年吞吐量30吨的规模。另外，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地远洋运输业务，中国的商船总吨位这些年也从1914年的300万吨激增至1919年的1200万吨，年造船能力也从每年30万吨增加至90万吨。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和英国的海上封锁。参战各国的商船都损失惨重，中国一下成为世界商船吨位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