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周馥响应大义，出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对清廷震动极大，严重动摇了两广官员的立场。

胥学仁，安庆人，是年三十一岁，总督府属员，1909年是周馥的文案之一。广州首义后，供职广州军政府。共和立国后进入政坛，历任广州市财政局科长、副局长，广州铁路局处长、副局长。此君也是7.27首义的目击者。

“傍晚六时许，正与总督大人交谈广州至韶关铁路修筑之资金筹措之事。城中枪声暴起，然后是巨大的炸弹爆炸声。周公推案而起，连呼‘苦也，苦也，我苦哉’。显然周公明白第五镇部队反了。须臾，王将军率军至，总督府标营不敢抵抗，任由王所率之兵入。甫至后院，周公闭门不纳。王将军立于门外，‘我等奉司令之命举义反清，绝无加害大人之意。何苦如此？’许久，周公才开门。但只有王将军一人进入，其余兵勇皆立于门外未入，但荷枪实弹。气氛至为紧张。吾就在门外，听到周公嚎啕之声。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王将军出，大声说，总督大人深明大义，已决定反清了……又过了半个钟点，有人大声问，何人掌管总督印信？吾承应之。来人取出早已备好的文告，要我用印……”

胥学仁日记中所称将军，正是广州首义的头号功臣王明远。当时蒙山军广东大将中只有一个姓王的。不会是别人。别人也没有资格劝周馥反正。

周馥只名义上担任了两个月的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便因病致仕，彻底淡出了政坛。其子周学熙久在山东，与蒙山军关系极深，建国后长期担任经济领域高级领导。也是首义功臣。著有120万字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自1903年追随蒙山军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其书单列一章写了其父参与广州首义的功绩，算是为其父张目。但是，据胥学仁之日记。周馥事前并不知广州首义，更不是情愿合作。至于通电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之通电，绝非出自本人之手。更没有如史书所言之慨然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真实情况是，通电根本就没有他的签名，连私章都是属员替他盖上的。

对于广州首义的大功臣王明远、司徒均、封国柱及洪粤诚，史书更是不吝笔墨盛赞之。几乎所有的官方史书都称赞数人从容不迫，指挥有方，留给后人的完全是“高大全”的形象。

但是，直到建国五十年后，一份极为珍贵的当事人日记被其后人捐献给历史文献馆，首义四功臣在起义前的种种行为才为有资格研读该日记原本的学者所探知。在一篇关于广州首义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权威历史杂志《近代史研究》后，立刻遭到了洪粤诚后人的追究，认为文章玷污了其先人的光辉形象，将作者告上了法庭。但日记的主人来头更大，此事以洪氏后人撤诉告终，却引发了学着对广州首义细节追溯的兴趣。

这份日记的主人，正是龙谦外室，时任龙谦私人秘书的许思女士。当时她叫颜昕若。

许思7月27日的日记很长，有四千余字，详细记录了蒙山军总部的情景，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梁俊山匆匆跑来，声音颤抖，‘广西出事了！’我大吃一惊。第一感觉是他遇险了，因为事前曹处长当着我的面就警告十镇不稳。我一把抢过电报，看清他并无危险，且局势已经为其控制，才放了心。但电报明确指示秘密已经泄露，命广东立即发动……封师长高兴的跳脚，连喊干吧干吧，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参谋长小跑着冲进作战科，一叠声下令，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参谋们都是一路小跑着传令或者打电话……王找来洪先生，‘赶紧拿出稿子来！别磨蹭了。’稿子就是举义檄文，这件事他早就安排给洪先生了，我知道。洪先生拉住王衣襟，‘等等，等等，还是等司令回来再说吧，否则就没有退路了’王大声叱道，‘哪里还有什么退路！’……掌灯时分，洪先生起草了文稿，找我看，说他写不了，文思一下子都枯竭了，总也想不出词语来。我看过后发现他写错了两个字，当即改过来。对他说，不过就是一个通电，又不是考状元，把该说的话说了就是。当时封、王已离去，司令部只有参谋长守在作战科，洪先生颤抖着对我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我陡然明白，我竟然见证了一段最为重要的历史过程……秋大姐闻讯跑来，问我干了吗？我说已经行动了，她大叫数声，然后又大哭起来……盖因曾历生死，心有所感也。直到次日凌晨，广州传来消息，已经顺利接管，参谋长笑着对我说，又该搬家啦，咱们回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