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与邻国亲近的政策，管仲说：“审察我国边境，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整顿边界，不接受领国的钱财，准备大量的毛皮布帛作为厚礼，常常聘问看望诸侯，使四邻安定，他们就会亲近我国了。派遣八十个外访人士，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多带资财布帛，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号召天下贤能的人来齐国做官。毛皮布帛，是人们喜爱之物，使人民卖给四方各地，观察一个国家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的爱好，选择那些有过失的小国来攻打它，可以增加我国的土地；选择那些荒淫的乱国来讨伐它，可以树立我们的威望。这样一来，天不诸侯就会一起来齐国朝见了。然后，率诸侯来侍奉周王，霸主之名，自然就是桓公的了。不过称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的任务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同四邻搞好关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管仲通过“三选法”擢用长吏，“禄贤能”，五鄙之内，从属到邑，逐级隶属，层层对上恭职，最终统于国君。国君责令属大夫“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丰功者赏，寡功者罚。管仲规定，属大夫必须年初向国君“复事”﹙即述职﹚，这首开战国时代官吏“上计”制度之先河。管仲确实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管仲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国之四维”等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他经济改革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想成为霸主成大事，必从其本事做起。”齐桓公问：“何为本?”管仲说：“齐国百姓，是君之本。”

管仲的民本思想，确立“予之为取”的政治原则为纲领，以人性唯利论为依据，以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为基本内容，从民“四欲”，去民“四恶”，以此来换取民心，政通人和，政权巩固。因此，他把发展经济当做治国的第一要务，并采取了许多“富民”的经济政策。他说：“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当政者应正视客观事实，因势利导，满足人们的合理要求，为民“圉之以害，牵之以利”。

管仲的经济改革，首先着眼于农业税制，调整分配关系，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名义上为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土地不准买卖，个人没有处置权。土地由国家主持分配到井、邑、社及书社等，实行劳役税制，结果使田园荒废，农业生产严重凋敝。针对这种现实，管仲果断地改革了分配形式，实行“相地而衰征”，废除了齐国保留的公田的劳役制，“相壤定籍”，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核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这叫“均地分力”。管仲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家生活的好坏，故能自觉劳动。“相地而衰征”的结果是实物税取代了劳役税。劳役税集体交纳，耕作时相互观望，徒具形式，庄稼荒芜，国家税源枯竭，农民生活困苦。实物税，一家一户分别交纳，税额稳定，多收多得。

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相地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三者并行。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合法化。

管仲特别强调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兴修水利看做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和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严重影响，特别是水灾的危害最大。治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五种自然灾害，才能确保农业丰收、国家繁荣昌盛。

管仲认为“除五害，以水为始”。水分干流、支流、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治理水害必须防患于未然，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重农抑工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国策，誉农为本业，贬工商为末业，歧视打击工商业者。管仲第一个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肯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同属“国之石﹙硕﹚民”，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到跟农民和士同等高度，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罕见的。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发展农业并举，提出“溥本肇末”的著名观点，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本末有主次，但必须同等看重。管仲在强调粮食是“王者之本”“民之所归”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无市则民乏”，发展工商业同样是社会所必须。因此，他坚持“与俗同好恶”。俗，实则是客观经济规律，“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以“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