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