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信 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兴教化”，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即选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严明法纪等。

司马光的“养百姓”，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不但农民活不下去，国家也将贫穷衰亡。这种“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他极力劝谅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由于灾荒，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民多莱色”，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挥霍浪费，他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罢宴罢赐．而他自己，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大多，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司马光拍案而起，坚决要求皇帝“更下诏书，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也就是说，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养民”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转灾为福。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当时并不多见。

“养百姓”是前提，“利万物”是目的。所谓“利万物”，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司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国强民富，不发展生产，不重视生产，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一句空话。因此，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明确地说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曾尖锐指出“害农者政也”，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他建议“为今之术，劝农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来，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劝告农民好好生产，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能够安居乐业．所谓“平籴”，宋初，旷常平仓”，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在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在灾害兼收之年，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甚至救济贫民，以免谷贵害农。这种措施，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常平仓”以促进农业生产。

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从时，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例如，在人才问题上，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主张精兵简政，主张打破门第出身，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以实际才德，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又如，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成为极大祸害，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张还兵于农，不要扩军，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下至县吏，应该节约为民。再如，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十分不满，指出这是不事进取，得过且过的坏风气。他强调“务实”，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他自己，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别人。卖马的暗自发笑：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还有一次，他为村民讲学，村民提出一个怪问题，司马光老实承认，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以后研究清楚了，再来回答你们。

反对变法

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俩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司马光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民没有钱，穷于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把司马光说成是站在豪强大地主立场上，顽固地反对限制豪强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还有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说了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与改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应该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他反对新法中不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他反对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须加以肯定．以王安石变法划线，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把反变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阶层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全盘肯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说成是从发展生产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搞乱了天下而又害国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应该是有利有节的，然而，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他也就越来越走向偏激，以至夸大了新法的错误和缺点，犯了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的错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实会变成谬误．象农田水利法与保马法等，司马光是可以不加反对的。然而他却盲目地反对了。今天，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与斗争，说成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